2023年奉贤吴房村黄桃季来了。新鲜香甜的锦绣黄桃,还有衍生出的特色菜、夏日特调、限定甜品轮番上阵。在朋友圈勤吆喝的张婷,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忙疯了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她是吴房村的返乡青年之一。从吴房村被列为上海第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开始,张婷就亲眼见证了曾经古旧的小村庄,在运营团队思尔腾的带动下,蜕变为上海南郊的桃花源,连她自己,也成了其中的参与者。
“深思熟虑,聚力腾飞。”这是思尔腾的取名寓意。它因吴房村项目而生,从5名初创者到汇集上百名年轻人,从一家企业发展至拥有20多家专业子公司,项目涵盖上海6个涉农区,并向外辐射至长三角等更广泛区域。
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,平均年龄仅有28岁。他们把自己种在上海乡村,探索可行的运营方式,寻找与城市的连接,让更多人返乡,进而繁乡。
把自己种在乡村
松江区石湖荡镇东夏村,距离市中心数十公里。虽坐拥上海母亲河黄浦江零公里处的“浦江之首”,一段时间内却是“藏在深闺人不识”。
现在,有米餐厅、有米农场、九墨·一叙茶室、九墨·二序咖啡店……正在打造的荡里有米产业社区如拼图一般,被逐渐填满,开始聚集活力。
正在打造的荡里有米产业社区如拼图一般,被逐渐填满,开始聚集活力。(思尔腾 供图)
背后的操盘手,正是思尔腾与石湖荡镇联手成立的乡村振兴运营平台公司——思尔腾茸城。团队首批成员仅有五名,齐刷刷都是90后。项目运营经理孙兴龙出生于1993年,如今要谋划的,已是1800亩土地上的乡村运营大盘子。
包括他在内的上百名年轻人,正活跃在奉贤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宝山、浦东等项目点位上,共同构成了思尔腾团队的中坚力量。而他们的平均年龄,也只有28岁。
“很多年轻人都是国内外名校本科及硕士毕业。”思尔腾总经理袁可可告诉记者,年轻人的专业十分丰富,涉及旅游经济、市场管理、金融、设计,甚至还有物理、心理学等等。
乍一听令人有些惊讶,细思却又豁然。在传统的印象里,乡村往往与土气挂钩,外界也常常是谈农色变。实际上,它的开发与建设,设计与运营,涉及门类十分庞杂。
“我们最为看重的,是年轻人能否把自己‘种在乡村’。在全新的领域,他们要有较强的学习能力,不能只是专科医生,而必须是全科医生。”袁可可开玩笑地总结,“不懂招商的设计师做不好运营”。
对此,孙兴龙深有体会。“做乡村项目和城市项目,抗压能力是不同的。”融入乡村,必须要直面社会文化差异。在城市,讲的是契约精神,凡事有章可循。而在乡村,面对千百年来形成的人情社会,年轻人习惯的行为模式就行不通了。
孙兴龙团队合影(思尔腾 供图)
举个简单的例子。有米农场农忙时招当地村民帮忙,找了这家没找那家,正好两家以前就有矛盾,没被请的那家就会上门质问。“这些看似是小事,其实都是工作顺利推进的重要环节。只有把当地人情关系摸清楚,才能减少摩擦。”
在年轻人观察乡村的同时,他们自己也成为被观察的对象。有米餐厅建设时,村里一位老人总是会推着自己的轮椅到这里,在不远处或是站着,或是坐着,静静地看着建筑逐渐成形。
“在这样的注视下,我们也希望,自己能够把事情做好。”后来,孙兴龙和团队成员把老人唤作“乡村之眼”。
光靠政府砸钱行不通
思尔腾团队刚到东夏村时,有不少异样的声音,有说“要来空手套白狼”,也有说“拿了房子不投钱”。“很多人希望,思尔腾作为上海国盛旗下的乡村振兴运营服务平台,来了砸钱就对了。但是,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,关键还是如何用国资带动社会资本深度参与。”
这就涉及乡村运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:钱从哪里来?当前,乡村相对落后,投入必然不菲。而硬币的另一面是,乡村属于被低估的资产,假如能盘活,将释放很大的产业潜力。
吴房村景观(束涵 摄)
在前期的集中居住环节,就需要灵活机制的介入。按照过去的模式,不论是进镇上楼、村内平移,或是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,都需要依靠政府的大量出资。但,资金的池子始终有限,很多乡村不得不面对“钱从哪里来”这一焦灼之问。
经过几年的探索,思尔腾初步总结出几种可行的模式。比如,在金山吕巷项目上,在平移上楼的集中居住模式下,将平移后的房屋“一宅两套”分为两期建设,一期供村民居住,二期可租赁给思尔腾运营,以20年经营权抵偿房屋建设费用。这样一来,村民既免费住进新房,租赁期满后,也可拿回另一处房屋的经营权。
“我们也注重金融杠杆的作用,比如与农发行积极合作,拿到了成本较低的经营性贷款,共同破解乡村支付力弱的难题。”袁可可告诉记者,依托于国盛集团设立的长三角(上海)乡村振兴股权投资基金,思尔腾正以项目为导向,与专业运营方深度捆绑,带动各层面资金在乡村的投资运作。
而与社会资本谈合作时,孙兴龙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总是:你准备怎么挣钱?
“如果这一点没想明白,光是靠着热情和情怀,没过几年可能就会遗憾退场。”他将项目团队定位为“锦上添花”,而非“雪中送炭”。“社会主体如果有基础、有资源,我们就能通盘运作,进行资源配置和共享,增强整体的运营实力。”
松江项目即将落成的咖啡馆,曾经有六方竞争入驻,最后团队选择了其中一家签署排他性合作协议。“这位主理人在抖音上小有名气,拥有15万粉丝。”并且,他的经营模式并非仅仅卖几杯咖啡,而是搭建起乡村场景,通过直播等方式现场展示并售卖相关产品。
不仅如此,这位主理人也有附带资源在手,他与松江某机车俱乐部有合作关系,骑手们每次到来,既能在咖啡馆中转休息,也可为当地其他业态引流。
“我们不做二房东”
在位于吴房村的思尔腾总部办公室黑板上,密密麻麻都是工作重点和思路导图,其中有一句很显眼:不做二房东。
手握多处房产的经营权,在一些人看来,最为省事的方式就是直接出租。但思尔腾的年轻人一致选择了更难,却也更有意思的路子——以自营联营招商等方式,保障产业发展,打造复合型业态下的生态圈。
在吴房村内,既有企业自营主力餐厅,也有社会资本主理或者合营店铺,甚至还有员工们承包经营的咖啡馆,青浦项目运营经理叶仁潇,就是小老板之一。
在吴房村内,既有企业自营主力餐厅,也有社会资本主理或者合营店铺,甚至还有员工们承包经营的咖啡馆。(束涵 摄)
他是湖北黄冈人,法国昂热大学旅游经济学硕士毕业,2021年进入思尔腾。“当时,有意向的员工筹集十万元作为咖啡馆的改造资金,日常运营就交给综管部的同事。”叶仁潇没想到,1年的时间就回本了。“现在要学的东西很多,想到是为自己干,整个人就很有干劲。”
包括他在内的年轻人,都在强调乡村运营主体,要摒弃二房东的模式,将自己作为“保姆”。从规划设计,到后期运营的全流程,与社会资本共同谋划,推动当地特色生态圈的建立。
曾经,项目上有一家主打特殊儿童教育的机构,在疫情期间业务一度受挫,难以为继。了解到这一情况后,团队成员积极同外地的一家公益基金对接,推动建立新希望基金会,并与村内其他业态协调联动,帮助机构完善训练基地。
有人会问:上海乡村的自然资源不敌江浙,当地的人气真的能拉动吗?“背靠上海消费大市场,乡村可以承接企业团建、亲子研学等订单,这是提升活力的一部分。”袁可可告诉记者,去年,有米农场受疫情冲击明显,后来联合上海户外联盟打通团建、主题宴会等多种活动渠道,共接待20人以上团队56批,2022年国庆期间营收近30万元,开业至今总体营收近100万元。
背靠上海消费大市场,乡村可以承接企业团建、亲子研学等订单,这是提升活力的一部分。(思尔腾 供图)
“乡村运营不只是文旅,更包括当地主导产业的挖潜和丰富,推动产城乡一体化发展。”在青村镇,团队成员一边打造黄桃IP,持续推出黄桃汽水、黄桃甜品等吴房有礼系列产品,刷新市民的品牌印象。一边建设生命湾谷产业园,发展大健康产业,谋划将乡村作为重要落地场景,实现乡村和园区的一体化发展。
吴房村田心农创市集(束涵 摄)
而在石荡湖镇,计划打造沈家浜保留村“荡里有米产业社区”的“闹区”、夏字圩保留村“浦江之首FAN乡健康社区”的“静区”,以及生态涵养林,并围绕松江大米三产融合、生态绿色循环、健康养生文旅这三大产业圈,进行招商引资以及产业培育。
基于松江产业特色,推出田心米茶等衍生品。(思尔腾 供图)
当发展的思路愈发清晰,土地的磁场就越强。正如“FAN乡”的表意,不少人选择返乡、繁乡。
“有米茶点”的店主郁洁琼,回到家门口就业,结合当地特色研发出大米蛋糕,在此前基础上,每月增收5000元。
“有米茶点”的店主郁洁琼,回到家门口就业。(思尔腾 供图)
还有东夏村本地企业家陈洁,将前期创业积累的经验、资源及人脉有效整合,带动更多松江本土企业进入东夏村,并与思尔腾茸城共同搭建“田心有礼”产供销一体化平台,实现合作共赢。
寻找与城市更多的连接
在某次干部培训班上,说起思尔腾已经发展出20多家专业子公司,一位在场的领导忍不住问:你们为什么要设这么多子公司?
这是发展所需,也是无奈之举。“最开始的时候,深耕乡村的专业团队不多,从前期策划、设计、施工,到招商、电商等领域,我们只能自己上,慢慢地队伍越来越壮大。”令袁可可欣慰的是,随着渐有声势,很多外部的专业力量也加入进来。“之前,交大设计院团队主动请缨,我们的整体实力量级将再提升。”
经过几年实践,思尔腾的发展路径逐渐明晰。团队成员摸索出乡村运营一整套操作路径,向外输出可行的实施方案。通过产城乡的全方位服务,走出上海,向着长三角乃至更远的区域输出。
吴房村飞机项目体验基地(束涵 摄)
光靠单一项目还不够。它的策略是,配合其他产业投资以及设计建设、产业园招商等业务,丰富收入来源,实现自身持续造血的同时,探索乡村问题的系统性解决方案。
随着乡村与城市的连接加强,身处其中的人,都在经历并感受这种变化。
2016年前,吴房村村民年收入大约为9000元。现在,村民基础收入至少增加“四金”,包括出租宅基地、自留地的“租金”、农民二次就业的“薪金”、集体资产增值后的“股金”、产业缴税后政府可再次投入乡村的“税金”。仅是宅基地租金,每年可增收3至6万元不等。
东夏村本土村民则是在向“职业化”发展。思尔腾茸城通过产业导入等方式,带动东夏村原住村民20余人就业。其中,有米餐厅13位员工人均年增收6.92万元,其中最低每月3500元,最高每月1.2万元。
如今,上海郊区的几个项目正蓄势待发。松江有米产业社区预招商已经达到90%,百余套房子将于今年10月统一装修;金山吕巷项目二期已经封顶,年底交付后即可装修;浦东七灶村计划打造乡村综合体,承接迪士尼溢出需求,下半年将通过验收……
看着乡村社区每天的变化,孙兴龙总会想起村里的一位老阿姨。那时,他带着复旦大学的年轻人在村内逛着,老人看到后很是兴奋,从家中拿出了一大捧零食,笑呵呵地分给每个人。
“她说,真好啊,复旦大学的人都来给我们做建设了。”那一刻,孙兴龙无比强烈地感受到,乡村振兴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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